重审巴斯范弗拉森的观察概念(3)

丘奇兰德(Paul M. Churchland)否认UOD的认识论意义。他之所以持有这种态度，不是因为他认为关于不可观察事物的主张与关于可观察事物的主张一样合理，而是因为他对两者均持怀疑态度：“因为我们的观察概念与任何其他概念一样都是理论负载的，并且由于这些概念的完整性(integrity)取决于包含它们的理论的完整性，所以我们的观察本体论与我们的非观察本体论都是一样可疑的。”[11](P36)他企图通过指出不可观察与可观察领域中错误的本体论的历史实例来支持其观点：“我们曾经有机会从我们的本体论中消除燃素、热质以及光学以太——但我们同样有机会消除巫师以及每天围绕我们转动的星空球体。如同你所愿意认为的那样，后者是‘可观察的’并且在日常基础上得到广泛‘观察’。”[11](P36-37)但迪肯(Paul Dicken)认为，丘奇兰德通过简单列举一些案例来获得其结论的做法太过于粗糙了[12]。尽管我们的可观察与不可观察的本体论都各有其得失，但丘奇兰德的“理论负载”论证可能确立的是一个定性结论，即我们的可观察与不可观察概念都是理论负载的；然而，他的论证要有力量就必须建立这样一个定量的主张，即我们的可观察与不可观察概念是在同等程度上理论负载的。

四、所谓“借由仪器的观察”

范·弗拉森把观察等同于独立的人类感知，否认基于仪器的探测是观察。在他看来，科学仪器是制造可观察现象的一种“引擎”，使用它们不能算作观察。特别是在使用云室的情形中，尽管我们有时候会说我们看见粒子穿过云室，但范·弗拉森强调我们并非真的看见粒子，毋宁说，看见的只是轨迹，进而假定或推断粒子存在[3](P17)。

泰勒(Paul Teller)承认，“在许多情形中，诚如范·弗拉森所言，仪器的功能只是产生作为经验对象的对象、过程以及结构”[13]，但他坚持认为显微镜能够扩大可观察现象的范围。泰勒注意到，“我们用显微镜觉察到草履虫、线粒体、细胞壁……而不是用显微镜产生我们觉察到的各种影像，再把它们解释为这些事物的影像。”[13]他指出，用肉眼看和用显微镜看的经验在现象学上的亲缘关系是如此相近，以至于我们找不出观察/仪器的边界——这就足以证明显微镜观察的真实性。埃尔斯帕克特·凯利(Marc Alspector-Kelly)赞成泰勒的观点，认为在显微镜的使用情形中，我们“观察某种真实事物”的判断是“现象学上无法抗拒的”[14]。

建构经验论者并不否认显微镜使用的现象学特征，但是反对泰勒等人从中所引申出的结论。根据“引擎”隐喻，显微镜的作用是制造新的可观察影像。草履虫的影像仅仅在这种测量装置中存在，对于它是否反映了所假定微观实体的结构，建构经验论允许我们保持不可知论的态度。范·弗拉森分析指出，显微镜使用者的经验涉及两个方面：实际发生在经验者身上的事情，和他在回应中作出的即时判断。所以，我们无法排除这种情况，即使用者判断他自己看到真实的微观实体，但那有可能是一种错觉或幻像。范·弗拉森把影像分类为印制影像、公共幻像和私人影像(如表1所示)。 印制影像是物理对象，私人影像则是“纯粹主观的、私人的、不共享的、非公共可及的”[4](P104)。公共幻像位于印制影像与私人影像范畴之间，是一种公共可检验的光学现象。其中，像树木的水中倒影等一些公共幻像有资格作为真实事物的拷贝，而像彩虹、蜃景等其他公共幻像却不能视为关于真实事物的图像。显微镜影像本质上类似于倒影、彩虹等公共幻像，它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反映理论所假定的微观实体的结构。范·弗拉森将显微镜影像放置在属于“有资格作为拷贝”的公共幻像一侧的括号中，以体现其不可知论的建构经验论立场。范·弗拉森在此处的要点是，所谓“我看见草履虫”这个即时判断，是对仪器辅助视觉经验的实在论认识论的一种表达，而不是那种实在论认识论的一种独立确证。换言之，泰勒的现象学论证之所以看起来令人信服，只不过是因为他的显微经验已经负载了“显微镜是展现不可见世界的窗口”这个实在论理论[15]。

表1 范·弗拉森对影像的分类[4](P104)印制影像公共幻像私人影像绘画照片雕塑有资格作为“拷贝”倒影影子(显微镜影像)无资格作为“拷贝”彩虹蜃景幻景余像梦幻觉

建构经验论者为什么不把显微镜影像视为反映真实事物的图像呢？范·弗拉森对此问题的回答是：“如果你看见树木的水中倒影，你也能够察看树木，收集关于树木、倒影和你的有利位置之间的几何关系信息。那些关系中的不变性恰恰保证了这个断言，即倒影是关于树木的图像。如果你同样就显微镜影像说它们是关于如草履虫等事物的图像，那么你是在断定对象、影像和有利位置之间存在特定的不变的几何关系。但现在你是假定这些关系成立，而非关于是否如此收集信息。”[16]

文章来源：《现代科学仪器》 网址: http://www.xdkxyq.cn/qikandaodu/2021/0804/548.html